1981年的蝉鸣比往年更聒噪些，我攥着县城高中录取通知书，站在公社供销社的柜台前，玻璃柜里的上海牌手表正随着秒针跳动，在七月的阳光里泛着哑光的银白。父亲从中山装内袋摸出一个塑料钱夹，打开后露出五张大团结，售货员用镊子夹起那块表时，金属表链碰撞的脆响，像极了那天最清亮的蝉鸣。
表盘上的“上海”两个字是烫金的宋体，在阳光下透出细碎的光芒。表壳边缘有圈细密的纹路，据说是防刮花的设计，但我总爱用指甲去抠那些纹路，仿佛能从中数出父亲在乡下收购生猪奔波在路上的岁月。
高中教室的早读课上，坐在后排的同学会悄悄戳我后背，我便把袖口往上卷一卷，让表盘贴着课桌，秒针划过刻度的“沙沙”声，混着郎朗书声格外清晰。
冬天骑车时，我总把戴表的左手缩进棉袄袖子里。有次路面积雪打滑，车把猛地一歪，我下意识用左手撑地，表壳磕在冻硬的路面上，划出一道月牙形的伤痕。那天放学回家，我对着镜子反复转动手腕，看那道划痕在灯光下忽明忽暗，晚饭时连扒饭都没了力气。父亲看出我的沮丧，默默把手表拿去修表铺，老师傅用细砂纸打磨了一番，但划痕仍在。父亲说：“戴久了的表，总得有点自己的记号。”
大学报到那天，我换了一条崭新的表带，把有裂纹的表壳也换成了新的。宿舍里有位东北来的同学，戴的是瑞士进口的机械表，表盘比我的上海牌小一圈，表带是深黑色的牛皮表带。我们偶尔会比着看时间，他的表走时更准，我的表每天会慢二十秒，我每天睡前把时间拨快二十秒，已经成了雷打不动的习惯，就像父亲总在我睡前往暖瓶里多加半瓢热水一样。
展开剩余50%参加工作第一年的冬天，手表突然停了，我急忙送去修理。修表师傅打开后盖，说机芯里的发条断了，零件早就停产了，只能试着修修，看能否凑合用。我揣着罢了工的手表回到家，在台灯下看着静止的指针，突然想起父亲送我上大学时，他袖口露出的旧上海牌手表，表盘已经磨得发乌，却比任何钟表都让人安心。那天晚上，我把手表放在枕头边，仿佛又听见父亲的脚步声，从楼道尽头慢慢靠近。
结婚时，爱人送了块崭新的电子表，数字跳动时没有任何声响。我把上海牌手表用红绒布包好，放进樟木箱的底层。有次搬家翻出来，指针已经锈得发涩，但转动旋钮时还能在表盘上移动。儿子指着表盘上的划痕问：“爸爸，这是什么呀？”我说是冬天摔的，他便用彩笔在划痕处画了朵小花，颜料渗进表壳的纹路里，像给旧时光别了枚新胸针。
去年整理老屋，在樟木箱里又见到了它。表链上锈迹斑斑，表盘的金色字迹褪成了浅黄，唯有“上海”两个字还能辨认。上弦时，机芯发出“咔哒咔哒”的轻响，像位老人在低声絮语。我把它贴近耳边，秒针走动的声音穿过四十多年的光阴，突然和记忆里高中教室的电铃声重合——原来有些声音，从来不曾真正消失，就像父亲递过手表时，掌心的温度，永远停留在1981年的夏天。
如今它被放在书柜的玻璃罐里，阳光好的午后，会有光斑透过表盘，在墙上投下细碎的影子，像谁的手指在轻轻叩响时光的门。那些被它计量过的日子，都随着嘀答声，酿成了生命里最醇厚的酒。或许手表的意义从来不止于计时，它是父亲把日子掰成秒数递给我，而我接过的，是一整个沉甸甸的人生。
白建平（岢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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